“刘易斯拐点”临近预示着工资收入增长的转折,中国未来几年将面对低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局面,从而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加薪潮很可能成为中国低劳动回报时代行将结束的转折点。在笔者看来,加薪可以视作对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价格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剪刀差”的正常回补。工资增长与劳动效率增长不同步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隐性诱因。中国经济要从失衡走向平衡,本质上就是要弥合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但是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却呈现下降趋势。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从52.7%下降到39.74%,下降了近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提高到2006年的30.6%。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大致在65%~80%,我国不仅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并且低于同处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过去十年,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技术创新、人才与资本密集,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也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1994年至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很低的,劳动力价格还有上升空间。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相当于其1/24;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1/15,但工资水平为其1/20;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的1/16,但工资水平为1/19。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的劳动率相当于韩国的1/4,而工资水平为其1/9。较之于同属“金砖四国”的印度,我国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印度的3倍,但工资水平是其2倍多一些。
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实质上就是要素市场不均衡的反映,是劳动要素报酬过低、资本等要素报酬过高的反映,因此必须从劳动力要素市场入手来解决。不过,要对劳动报酬进行根本性的调整确实还有很大难度。
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触发机制是有条件的,即货币工资涨幅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一般而言,当实际工资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会被劳动力的更高产出完全消化,因而劳动力成本和利润占总产出比例保持不变。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应相当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加上通胀率,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
根据日本的经验,“刘易斯拐点”与工资水平上涨后,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普遍提高,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10%。并且,还出现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转型,低端制造业面临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例如,1970年至2000年的20年内,日本纺织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相反,随着新技术的应用,高端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期电气机械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等占比持续提高,顺利实现了产业的升级与转型。
因此,工资上涨与劳动效率之间“剪刀差”的缩小不但不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反而会形成新的促动力,使中国在面临刘易斯拐点与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同时,由于工资水平上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共享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