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实现减排目标 政府需要市场帮助

　　对于碳减排问题，中国一向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为了不受制于人，中国过去很少提出明确的量化减排目标。此番打破惯例，用一个很高的目标来严格约束自己，不仅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料，也是国内许多人没有预料到的。如何来看待中国政府的这个承诺呢？是否仅仅为了应付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可能减排压力？

　　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中国最新的减排承诺。首先，中国大力度的动作无疑是要表明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支持，并以此向世界传达，正在走向全球化的中国会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从而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气候政治中，抢占道德和正义的制高点以及话语权。

　　气候问题是近十多年来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不出意外，将在后危机时代继续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国际格局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有繁重的发展和脱贫任务，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很低，但毕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比较高。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及成长性，中国在碳减排方面的行为如何，对实现《京都议定书》制定的全球减排目标至关重要。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回旋余地不大，如果处理不好，过去通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必会受到损害，所以，与其在国际压力下被动减排，不如主动出击，在参与国际气候问题的解决中抢占话语权。

　　其次，碳减排的量化目标也是中国最终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气候恶化和全球变暖对发展中国家更为不利，从过去几十年气候变化的历史来看，其对中国造成的危害远超世界多数国家。中国之所以深受气候和环境恶化之害，根源还在于重复西方早期工业化时以消耗资源、能源和污染环境为主的发展道路。人们看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在“两高一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下，中国的环境早已不堪重负。作为一个后期的工业化大国，中国已经丧失了传统工业化的条件，世界的资源和能源不足以支撑高碳排放的发展方式，所以，中国必须在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下开辟一条新的工业化之路来。

　　但至少到2020年前，中国还将处于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还会继续增加。因此，如果中国不采取得力措施，其能源和资源瓶颈将会更加凸显，难以支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从目前来看，由于各种政策、体制的原因以及包括地方政府、工商资本利益集团的阻挠，尽管高层再三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可取得的效果有限。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有时借助外力，对推进国内改革是有益的。所以，中国此番以国家信誉作保障，向国际社会承诺一个较高的减排目标，意在通过这种倒逼方式，下狠心去采取节能减排措施，以彻底实现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型。

　　那么，中国政府提出这一碳减排的量化目标能否实现呢？我认为问题不大，这不仅有前面的经验，例如，中国从1990年到2005年，虽然二氧化碳总的排放量仍然是增长的，但2005年与1990年相比，单位GDP碳强度下降了47%。而且客观而言，中国对摆脱依赖煤炭供应的能源结构，向低碳和绿色转型也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中国的基础设施尚在发展之中，不像欧美国家基本已经定型，因此可在早中期阶段就规划建设绿色的固定资产；另外，在治理结构方面，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只要大方向对头，许多在市场化的发达国家难以成功的大事往往有条件在中国办成，这是中国的体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当然，作为一种发展方式的转型，仅靠行政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构建与之对应的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中国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试行碳排放强度考核制度，探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体制机制；二是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把资金投向区域化分配，针对不同的区域分别发展不同的低碳项目；三是在特定区域或行业开展碳排放交易，用市场方式把中国本土的碳价格机制做出来；四是试行开征碳税，提高资源的使用成本；五是加强相关法制建设，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提供法律保障。

　　中国已经到了经济转型的关口，也具备转型的条件。虽然中国要实现碳减排的目标并促进经济结构顺利转型还面临着较大困难，但透过中国的减排承诺，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自信、务实的中国在崛起，并可能在发展低碳经济和气候政治的国际博弈中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