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在月底召开,如何评价一年来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的政策效果,正在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这其中,最具争议的话题就包括宏观调控政策运行下暴露出的六大经济矛盾:
其一,4万亿投资是不是“鼓励”了产能过剩?其二,“保八”是不是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相左?其三,经济增长是不是对冲了结构调整?其四,扩大投资是不是加剧了消费不足?其五,信贷增长是不是导致通胀预期的“元凶”?其六,“国进民退”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这是尖锐的六大质疑。但试想一下,面对呼啸而来的世纪性经济危机,如果没有“4万亿”的手笔、“保八”的决心、对经济增长的强调、大量信贷的支持、基础投资的带动,且不论产能过剩、结构失调和消费不足等问题是否会因此就能改观,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一年间纷纷“落马”的情况下,三十万亿规模的中国经济会步入何等境地,就足够引发人们的猜想。
事实上,这场危机本质上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虚拟经济产能过剩的总爆发,造成市场购买力的大幅短缺。这种货币意义上的短缺并不代表实际需求的不足。相反,当我们看到全球还有数十亿人口处在低水平的生活景况,迫切需要大量价廉物美的消费产品改变生活条件,我们是不是应该重估针对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和“扩大投资”的指责?
或许大家已经忘记了1998年的经验教训。在那场让亚洲“四小龙”元气大伤、“四小虎”一蹶不振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为什么会胜出并由此独领风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沿海众多外向型企业依靠国家政策支持活了下来。当市场逐步复苏后,活下来的“中国制造”成为了新一轮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眼下,同样的情况发生了,关键是活下来,活下来就能“剩者为王”。所以,在上述频遭质疑的宏调决策后面,深藏的不是“寂寞”,而是智慧。
至于“国进民退”,直观比亚迪、联想、华为、阿里巴巴、万科和民生银行等民企今年在市场上的表现,是不是我们会同意,在经济“冬天”里,企业规模在生存风险上的不同表现,使得“大进小退”远比“国进民退”更准确地描述了危机中的企业生存现状。
当然,“是药三分毒”,危机下的宏调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副作用,其中信贷增长的超量、结构调整的不力、投资行为的盲目,等等,都需要决策者在制定未来宏观政策前作深刻的反思和调整。但我们在批判政策局限性的同时,不能轻易否认它已经产生的功效。